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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老兵的最新消息是，聊城臨清的抗戰老兵陳春和2月27日“歸隊”，享年94歲。這是半年來我聽到的第四位省內抗戰老兵去世的消息。老人的葬禮在上周舉行。和所有已經歸於塵土的老兵一樣，陳春和的墓碑上同樣沒有關於他這一生的記載。抗戰老兵的肉身和他們的一生，正在以加速度歸於塵土，湮沒於黃土之中。經過他們墓地的人們，無從知曉，身邊的黃土下，掩藏著怎樣的一生。記者陳學超
工兵袁貽璉
大年三十晚上，炮竹聲漸次響起的時候，身在老家的我手機上顯示進來一個濟南的座機電話。
帶著些許疑惑，我接通了這個電話。
電話里的聲音雖有些蒼老，但乾凈而有禮貌：“陳記者，我是老兵袁貽璉的家屬。謝謝你對我們的幫助和關心，我代表全家祝你身體健康，工作順利，萬事如意。”
我猛然意識到打來電話的，是一位名叫張齊貞的九旬老太太。她的這些祝福，顯然是經過了一番練習的——她認為，雖為長輩，但這個打給晚輩的電話仍是必要的。
我與張齊貞上一次見面是在去年夏末。那時，她的丈夫，92歲的黃埔老兵袁貽璉剛剛過世，我與同事和志願者們趕去送老人家最後一程。
見到我們，張齊貞難掩悲傷，“我就出去打了一個電話，回來他就沒了，也不等等我就走了。”不過，出身大家的她的悲傷帶著明顯的剋制。我後來才知道，這種有涵養的剋制來自老人的成長環境。
正是在斷續的交談中，我們從張齊貞的口中得知了關於袁貽璉老人的更多信息——我們首次去拜訪袁老時，他已經卧床數月，神志也並不那麼清醒。
儘管子承父業，黃埔軍校畢業後參軍從戎，參加了桂林反攻作戰等一系列戰役，但對袁來說，身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軍事教官、傅作義的同期同學的父親仍是他一生最大的驕傲。
我們的那次拜訪，並未能從袁貽璉口中得知他更多的過往：他努力地斜靠在沙發上，用筆和紙描繪他作為一名工兵炸毀橋梁時的示意圖，但歲月奪走了他的表達能力，我們幾乎沒能看明白他的講述。
那一次，除了簡單的講述過往，老人沒能為我們敘述更多往事。
他甚至沒有講述他一生中最為危險的時刻。張齊貞老人後來提到了丈夫與死亡擦肩的經歷——袁貽璉曾在沙場上懷著同歸於盡的必死之心抱著鬼子縱身跳下懸崖。天憫其心，他最終僥幸得救。“要不是被松樹掛住了，他就沒了。”老太太的敘述同樣平靜，仿佛這些生死與他們的一生無關。
如果你什麼時候恰巧路過濟南的玉函山公墓，可以稍微停下腳步，看看那座寫著袁貽璉名字的墓碑。當然，最大的可能是，即使你路過，也絲毫不會察覺有這樣的一位老人憩息於此。因為他的一生總是這樣靜默。
少尉焦志武
關於抗戰老兵身份的認定，一直是關註老兵的志願者們爭論的焦點。這樣的爭論，很多時候出於現實的無奈：民間志願者們能籌集的救助資金畢竟有限。
濟寧金鄉縣老人焦志武就陷入了這樣的尷尬境地——他是目前山東老兵中唯一保留有服役證明的老人，但作為青年遠征軍的一員，他受訓期間日寇即宣佈投降。
老人究竟能不能算作是抗戰老兵，志願者們爭論多次。
這也是老人終究沒有出現在“山東抗戰老兵口述史”中的根源所在。
帶著這樣的遺憾，老人在年前辭世。走的時候很是安詳，家人早晨喊他起床的時候，發現老人已經睡了過去。
為了彌補這份缺憾，我決定在這裡記載老人一生中的點滴：
這位出生於1928年的老人，年少時家境殷實。民國初期，他的叔父曾在河南洛陽做過督軍的秘書。
全面抗戰爆發後，焦志武自家鄉前往安徽阜陽，就讀於國民黨將軍李仙洲創辦的國立二十二中。1944年，他隨學校西遷陝西安康、漢陰。同年12月，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下，19歲的流亡學生焦志武報名參加了中國遠征軍206師，在國民政府國防部預備幹部管訓處漢中青年訓練班接受軍訓。
青年軍206師人稱“太子師”，按美軍的標準編製，裝備也完全美式。受訓期間，他在206師617團，團長蔣公敏，戰防炮連，學過無線電，曾經負責電臺，發譯電。
他畢業前，日寇投降。
1946年，焦志武畢業，獲得軍政部頒發“預備軍官適任少尉級證明書”。隨後，回到山東寧陽縣政府工作。
焦志武的孫子焦士峰說：“在寧陽，爺爺應該是個官，管過電臺，配有警衛員。人們稱爺爺焦老爺，稱奶奶焦太太。”不過，“焦老爺”在動蕩歲月中還是成了掃大街的“歷史反革命”，那張“預備役軍官免役證明書”被他深藏起來，直到暮年才拿出來示人。
去年12月5日，老人辭世。
除了“天堂網”上孫子為他創建的紀念館，他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東西。
在紀念館里，他的孫子堅持稱他為“焦志武少尉”。
黃埔生宮團華
宮團華老人的身世經歷至今撲朔迷離。
儘管我曾專門前往即墨看望他，併在他的家中度過了一個漫長的午後，但直至他離世，我唯一能夠確定的是，他生於1922年，畢業於黃埔軍校洛陽分校軍官訓練班步兵科。
在那個漫長的午後，他向我展示了他步入暮年以來寫就的一部近百萬字的全民抗戰史。
那部厚厚的大部頭，由數百頁A4紙組成。老人用粘了膠帶的銅版紙作為它的封面——極盡他所能做到的莊重。
他還向我講述了他漫長的一生。按照他的敘述，他應當是在15歲時以學生軍的身份加入了宋哲元的國民革命軍第29軍37師111團，並且先後參加了盧溝橋事變的後勤工作、台兒莊戰役。
台兒莊戰役結束後，進入黃埔軍校洛陽分校學習，畢業後進入湘鄂贛晉綏司令部任中校作戰參謀。
相比他的講述時間，我的查證時間似乎更加漫長。從即墨回來之後的整整一周時間里，我都在按照他的講述，在故紙堆里尋找可能與他的經歷能夠相互印證的蛛絲馬跡。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讓人十分沮喪。在最為關鍵的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初，位於南苑機場的29軍學生軍是否參加了戰鬥這一事實上，老人的講述和其他所有親歷者和研究者的敘述都不一致。
老人十分肯定地講，南苑的學生軍們沒有參加戰鬥而是直接在戰鬥開始前便撤離了；已有的親歷者口述和研究者們的研究結果則證明，雖然戰鬥力不足以應付日本軍隊，但位於南苑的學生軍們還是義無反顧地投入了戰鬥中，並且付出了極大的傷亡代價。
另外讓我心中存疑的一點是，老人15歲加入宋哲元的學生軍的講述，也顯然不滿足當時宋哲元部招收學生軍的最低年齡。
儘管我相信很可能是歲月偷走了老人的記憶，讓他無法清楚地回憶起自己的過往，但在這兩點上，我始終無法說服自己將老人的口述轉化為報紙上的白紙黑字——我們的歷史已經充滿了足夠多的不准確甚至謬誤。
出於這樣的原因，這個我花費了最多時間來考證經歷的老人最終沒有出現在抗戰老兵口述史系列中。
所以，當我得知他的死訊時，心中百感交集。
協助他的家人為他處理後事的志願者則告訴我，老人甚至沒有一張身份證也沒有戶口本，火化時還遇到了一些麻煩。這看起來像是他一生的寫照。 （原標題：那些歸於塵土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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